“如果一个国家无法就税收展开成熟而坦诚的对话，那么它最终总是会被账本压垮。” ——约瑟夫·斯蒂格利茨
在过去26年中，澳洲联邦政府从未真正动过消费税（GST）。可如今，这项本以为早已尘封的制度，正重新被推上权力与民生的交汇点。
一场关乎每个澳人生活成本的巨大变革，正在逼近。
6月，财政部长Jim Chalmers在堪培拉国家新闻俱乐部上 “打破沉默”，称将在8月的生产力圆桌会议上，不排除讨论上调GST或扩大其征收范围。
与此同时，阿尔巴尼斯总理也罕见松口，释放出GST调整的可能性信号。
政坛放风、媒体预热、市场躁动，似乎都在提醒我们：这次可能是真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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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是GST，为什么它如此重要？
GST，即Goods and Services Tax，是澳大利亚对大多数商品和服务征收的10%间接税，由企业代收、最终由消费者承担。
当前，部分生活必需品（如新鲜水果、蔬菜、牛奶、面包、食用油、肉类）免征GST，其它几乎一律收税。
看起来公平、统一，实则对低收入者极为不利——因为他们用于消费的收入占比更高。
换句话说：同样10%的GST，穷人交得更多。
这也正是工党在1998年激烈反对GST的原因——而如今，时过境迁，工党执政，面对赤字压力，立场悄然“松动”。
但GST是消费税，按道理说，它 “公平”“广泛”“稳定”。那么为什么23年来都没有人敢动它？
与此同时，澳大利亚的财政结构也决定了GST的特殊性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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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ST归地方所有：虽然由联邦政府征收，但全额返还各州。这意味着GST的提升不能直接用于修复联邦财政赤字，反而可能引发州与联邦的利益博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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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敏感性极强：GST直接影响日常生活开支，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食品、医疗、教育等消费。一旦扩面（如对新鲜食品征税）或提率，将直接引发舆论风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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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乏代偿机制：若提高GST，就必须配套补贴、退税、减税等转移支付，否则对贫困人群极不公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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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此时提议调整GST？
财政吃紧：
澳洲债务总额已逼近1万亿澳元；
国防、医保、NDIS、老龄化、基础设施等支出全面上升；
各州因移民激增而财政压力巨大，却缺乏有效增收手段。
收入结构失衡：
所得税占比过高，一旦经济减速就税基不稳；
电动车替代燃油车，燃油税大幅流失；
富人利用信托、负扣税、养老金优惠等“合法避税”渠道愈发普遍。
此背景下，GST成为看似“易得、稳定”的收入来源。而且，征收GST的权力早已让渡给联邦，分配则通过“联邦拨款委员会”进行，州政府只需坐收分账，自然希望基数越大越好。
这就是为何各州（包括南澳州长Jay Weatherill、新州前州长Mike Baird）多年来不断鼓吹提高GST税率或扩大征收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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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高GST会带来什么后果？
先说最直接的：涨价。
每一杯咖啡、每一张餐馆账单，每一次外卖、每一张电影票都会变贵；
企业链条成本上升，价格传导效应显现，CPI上涨压力加剧；
服务业、零售业、教育业、旅游业首当其弱势群体生活成本显著上升，但“补偿机制”存在大量不确定性。
财政部长虽然口头表示“会考虑补偿”，但他也坦言：
“要做到足够补偿非常困难……提高GST带来的额外收入，常常在到账前就已被规划一空。”
而更可怕的是，这种支出增加并不因物价上涨（通胀）而来，而是制度性、结构性的。
这意味着它将更难逆转、更难应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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叠加全球风险：油价、战争与经济重压
就在国内讨论GST之际，澳洲经济还面临另一只“黑天鹅”：油价暴涨。
6月22日，美国空袭伊朗核设施，伊朗声称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——全球四分之一的石油贸易都途经此处。
布伦特原油、WTI原油价格迅速飙升，从一个月前的60美元飙至75美元以上。
石油价格上涨会带来什么？
加油贵了；
运输成本上涨，物流费用上升；
工业品、日用品、进口商品通通涨价。
油价+GST双重上涨，几乎就是对“生活成本危机”的精准补刀。
澳联储原本被寄望于年内降息缓解压力，现在也被迫“坐住”，市场利率高企，贷款、房贷成本不降反升，购房者、投资者、家庭债务承压再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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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涨GST，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？
当然有。
第一，改革养老金优惠制度
高收入者通过养老金机制进行“延迟避税”，造成巨额税收流失。
第二，改革家族信托
信托避税每年为高净值人群节省数十亿，但普通人无从受益。
第三，取消资本利得税折扣
这项政策助长炒房与资产泡沫，牺牲的是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。
第四，推动资源税和碳税
对出口矿产、石油和天然气增收，回报应更多用于基础建设与社会福利。
第五，引入电动车“路权费”
既环保又公平，逐步替代燃油税。
问题不是“能不能做”，而是“敢不敢做”。
因为这些措施影响的是政治捐款人群、权力阶层、行业游说者。
而GST呢？只要消费者埋单即可，无需与权贵周旋。
我们也许可以用三个问题来检视这场税改大讨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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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收的“再分配”功能，是否已被架空？
如果改革只是为了弥补财政缺口，而非改善结构性不平等，那它只会加剧社会分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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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与联邦的财权安排是否需要重构？
如果GST继续由联邦征收、州分配，那么“提高GST修补联邦赤字”本身就是伪命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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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存在政治勇气去做一次真正的系统性改革？
税收是治理工具，不应沦为短期预算平衡的权宜之计。是否能以中长期的眼光设计更公平、更稳定、更可持续的税制，才是真正的考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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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语：改革，不能以平民为代价
2025年的税改大讨论，尚未开场，但已波澜渐起。从GST到信托税，从碳税到资本利得，似乎一切都在桌上——也似乎什么都不会发生。
这并不奇怪。
任何一次税改，本质上都是一次分配权力的再谈判。就像Jim Chalmers说的：“我们不会轻易排除任何想法。” 其实，这也是另一种沉默的表态：政治勇气，仍在酝酿之中。
但财政不会等待。赤字、老龄化、气候转型，每一项都在倒计时。
也许我们真正需要的，不是一次“提不提GST”的争论，而是一次成熟而诚实的社会对话：我们要什么样的国家，就必须承担什么样的税负。
正如一位学者所说：
“你可以征税于人民，但不能征税于沉默。”
如果GST调整只是为了堵住联邦和州政府的赤字黑洞，却不触碰真正导致结构性不公的根源，那么，这不是改革，而是一次对普通人的集体盘剥。
我们不反对结构性财政改革，但我们希望的是：
税改必须有配套机制，不只是“交更多”；
税负必须公平，不能一再压向工薪阶层和小企业；
政策必须透明公开，不能以“效率”为借口回避问责。
这是一场关乎每个澳人未来生活的重大选择。
在这个通往下一个财政时代的十字路口，我们必须问：
你我，为谁买单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