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年清明临近时，家族群里便热闹得紧，呼朋引伴，敲定上坟的日期。已经离去的亲人，给大家留下了年复一年的聚会的理由。
我是一个明晃晃的少数派。我不去搭腔，也没有人招呼我，大家已经习惯了我在这件事上的疏离。
我这人较真，做一件事总要有能说服我自己的理由，我没有什么理由参加这种大型活动。
我父母很年轻的时候就到异乡谋生，之后又叠加了我的背井离乡，故乡渐渐不再亲近；我爷爷在我一岁那年去世，我几乎对他没什么印象，其他长辈都很高寿，很多年来没有让我觉得需要凭吊的逝者。
至于慎终追远呢，就更与我无关。从小我奶奶就用各种方式告知我，女孩不是家族链上的一环。她引用俗语说：“十个花花女，不如一个点脚儿”。“点脚”即跛脚，她的意思就是，即便女孩质优量多，性别本身就是一票否决。
我奶奶是口无遮拦了点，但这理论也不是她发明的。有次我们去给一位亲戚送葬，这位亲戚因为没有儿子，居然不能埋进祖坟。我不知道他最后埋在哪里，因为女性只能送到田埂边。
我感觉到了这个链条对我所处性别的不友好，为自我保护，一直刻意淡化姓氏概念，而家里人也习惯了我这德性，没人跟我计较。
但我在清明节也不是无所行动，避开族中那个主流庞大的队伍，我和我妈一起去看我姥姥。
我姥姥葬在娘家那个村庄，去看她，像是一场愉快的出游。我从小就有很多时光在那里度过，在我离乡很多年之后，想起“家乡”这个概念，那个村庄也在其中。
但我姥姥并不想葬在这里，她这辈子做的很多事都围绕着一个目的——葬在前夫家。她还在世时，我妈就跟我商量过，说我姥姥想葬在我姥爷家，我当时就很激烈地说：“何必呢，没意思。”
我姥姥十九岁就和我姥爷离了婚，我姥爷两度再婚，子孙满堂。我姥姥自然不宜再与我姥爷同穴，就算勉为其难在旁边找个地方埋下了，也恓惶得紧，白白让人看笑话。
我不知道是我妈说动了我姥姥，还是这事实在难办，后来我姥姥葬在了她父母身边。我每次给她上坟时，都想跟她说，你看，这样不是更好一点吗？你并没有成为孤魂野鬼。别看人家坟前子孙来得多，不见得像我这样真的惦记你呢。
我姥姥姥爷离婚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当时《婚姻法》刚刚颁布，倡导婚姻自由，刘巧儿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去爱她劳模会上看中的赵振华，同时，我姥爷所在的机关里离婚成风。他后来提起来就大摇其头：“都是赶时髦，凑热闹。”
他不想凑那个热闹。他一生都是淡人，用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说法是，他像个仿生人，诸事无可无不可。但目睹他们单位的新动向，我姥姥日益不安。
正好赶上我姥爷要去外地学习，一去半个月，这加重了我姥姥的失控感。她说，如果去，就离婚。怎么说呢，我姥姥这算是“因为害怕失败而选择失败”了吧？她可能只是想要两句好话，要一个明确的态度，但我姥爷没那个情商，加上他父母本来对我姥姥也不满，撺掇着他离了婚。
我姥姥始料未及，更想不到的是我姥爷很快就再婚了。我姥爷是那种把时序看得比个体感受更重要的人，或者说，他就没有太多个人感受。
对于十九岁的乡村女人，离婚是新奇的体验。我姥姥必须找到一个叙事模式，比如“秦香莲和陈世美”——虽然是她自己要离的婚，但我姥爷抛妻弃女才是重点，所以她一辈子爱看包公戏。很多年后，她来我住的城市小住，心心念念要去包公祠。看到包公怒斩陈世美的龙头铡，她非常满足。
她的另一个偶像是王宝钏，觉得自己如王宝钏守寒窑，等够十八年必然能等来一个结果。这些故事给了她内心某种支撑，让她在很多年里以正室自居。
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叙事，如艾略特所言，就算不如意，也要“成功地把自己转变为一个令人感动的悲剧人物”。在我姥姥眼中，王宝钏这一生核心是一个“熬”字，什么爱不爱的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份作为正室的响当当。
我曾经很不理解我姥姥的这种执迷，视为旧式女人的愚昧，后来发现，大多执迷背后，有着现实的生存逻辑。我姥姥以正室自居，不只是虚荣、要面子，更是因为，那个时候失婚女人太难，活着的时候被人欺负，死后也无人祭祀，就是所谓孤魂野鬼。
我姥姥住在我姥爷家旁边的偏厦里，看她婆婆的冷眼，受小叔子们的辱骂乃至殴打，生计就是让我妈去找她爸要钱，她也不回去，她受的苦，是她为自己立的牌坊。直到她学习新法接生，当了很多年接生婆，七十年代末，被镇卫生院收编，她终于搬离那个村庄。
你看，对于每一代女人，“搞事业”都是终极救赎，我姥姥活着时，曾经很骄傲地跟我说，她这辈子没缺过钱。
就这么又过了一二十年，到了九十年代，有天，忽有当地干部打电话来，说我姥姥被分了一块宅基地，有三分，要她回去办手续。
我姥姥兴奋地踏上返乡之旅，一进村就碰到她的前婆婆。 四目相对间，恩怨冰消雪融，都这么老了，还有啥好说的呢？我姥姥说，她们像两个老鬼一样，聊了一整夜。时间是有牙齿的，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胃。它时刻都在吞咽、研磨、消化，曾经的水火不容你死我活，能被这个系统处理得干干净净。
我姥姥后来还把她婆婆带到我家来过年，那个年下她高兴坏了，她重拾起的不但是多年前断掉的婆媳之情，更是她和那个家的链接，一张回归的许可证。
她想回去，想埋葬在那个村庄，想享受她应得的，作为“正室”的祭饷。我们虽然都觉得有点荒唐，但是她都有块地在那里了，别人似乎也没有反对的资格。
她揣着这个心愿过了很久，和婆家人往来热络，直到当地修高速，她的那点地被征用，补偿了她四千块钱。她没有反对，碰到这样的事，也是命。
我姥姥去世后，我想起她总觉得对不起她，她是最爱我的祖辈，但是因为她过强的控制欲，她生前我每每回避靠近她。如今再想补偿已不可能，我能做的，也许就是去每年给她上坟。我原本是很唯物的人，却愿意为她变得唯心一点，既然她那么看重这件事。
我现在不觉得她这是愚昧，在吾乡，像我姥姥这样想的人很多。我听说过当地一则奇闻，某个同样被视为陈世美的男人去世之后，他的原配和后妻相互取暖，居然成了生意伙伴，先是开理发店，后来又开超市，做得轰轰烈烈。两个这么能干的女人，最后因为争男人坟墓里的那个位置闹掰了。
这个事让我感到悲凉，那个男人给她们造成那么多伤害，她们彼此给对方那么多爱与帮助，却因为一个奇怪的信念分道扬镳。
我由此理解了那句话：“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”
从前听来，只觉得是旧式女人的忠贞宣言，带着点贞节牌坊的腐朽气。后来才明白，对于许多女性而言，这句话背后藏着的，是活着的时候被某个体系定义归属，死后依然要被那个体系安放位置。她们不是不想挣脱，是挣脱之后发现，世间并没有给她们准备另一个位置。
我去看我姥姥，除了表达我对她的想念，还有点可笑地想在那套体系之外重建我的体系。除了那些隆重的祭饷，我想让她知道，还有一些东西也很珍贵，理解，同情，真切的怀念和爱。这些东西不用和家族捆绑。
当然，等到我去世之后，这样的纪念也许就结束了。不像家族里那些父系的仪式，也许真的可以无穷尽地进行下去，但是，那又怎样呢？
一代人真挚的怀念与沉思，并不比一代代人机械空茫的祭祀更没有价值。甚至可以说，恰恰因为它是有限的、个人的、不带任何功利与传承压力的，它才更接近清明的本意——不是做给祖先看，不是做给族人看，不是做给村里的闲人看，而仅仅是，我想你了，所以我来看你。
至于我自己，连这形式都不要。我不需要坟墓——听说这玩意动辄十几万、几十万，我活着时难免被人割韭菜，忍很久了，我这都死了，不想再让他们赢。我也不需要任何人年复一年地来看我，我早已想好：死后器官捐赠，能用的都拿走，剩下的烧成灰，撒进我喜欢的那片湖里。孩子散步时，就是和我在一起了，若是没人来，我也是和那些年复一年开落的花朵在一起。
死去之后，应该得最大的自由，族谱上某一行小字无足轻重，更重要的是，我来过，活过，爱过，被人爱过。这自定义的价值，让我们不必被任何人拿捏。